我的十八岁

我的十八岁

明天是2018元旦.因为18，微信朋友圈纷纷在晒十八岁的照片。而我却没有照片晒，因为，我的十八岁是灰暗的，没有照片可晒。
一 荒春
一九七四年我十八岁。那年春光明媚，麦苗青翠，麦地里间杂的油菜花开得黄爽爽的，煞时漂亮。谷雨半个脸，小麦有一半都露出了半个脸，含羞带怯，似半大的小姑娘。春风很暖，穿件夹袄有些热了。跃进二渠放水了，青蛙在地头的水沟里叫得欢实。腮两边鼓起透明的泡泡，仿佛再使劲都炸了。
我站在水渠里，用紫穗槐编成的箩头，装了半筐红薯干。红薯干中间霉了，长了厚厚的绿毛。这是母亲从姨婆那里借来的。父亲用扁担挑着用铺单包着的一百多斤红薯干，走了十几里路歇了两歇才到家。面缸里的红薯面再有几天就吃净了。我的任务是把绿霉洗净，然后倒在高粱箔上将其晒干。尽管是中午，水还是有些凉，但还可以忍着。双手提着箩头，上上下下的晃动，然后，有手一片一片地抹擦，将红薯干中间的绿霉洗净。绿霉不洗干净，一是生病，二是吃着苦。苦得难以下咽。
一筐两筐……多希望就这样不出工了，一直洗下去，洗个半天，就够吃几个月了。可是一百多斤红薯干不够咋洗的。从吃过饭，到生产队长用犁铧尖撞击铁角轱辘发出的上工的铃声响起，我早已把一百多斤红薯干洗干净晾晒在箔上了。
太阳很好。有风。干得快。晚上就可以干透了。有了这发霉的红薯干，今年春上不用愁了。虽然霉薯干吃着有点苦。但外婆说过一句话：啥苦的甜的，下到咽喉四指啥味没有，吃到肚里一样样儿。
我知道，虽然借的是发霉的红薯干，但还时一定要还上好的红薯干才中。
一天三顿红薯面糊糊，就着红薯面窝头，保命是没有问题了，只是胃里吐酸水难受，一直治不住。
……
有面吃了。还得有柴烧。那年月，地里也不长柴禾，谷雨时节，路边的草还嫩，割下来晒干也不起焰。下午下工了，我和渊哥一块，在夕阳余辉里，各用铁耙子挑着箩头上地。来到杨树岗。将箩头扔在一边，在地头的沟里，高高地扬起耙子，哼地一声，三齿耙子深深的扎进土里。我们使劲一掘，几根白亮亮的茅根被翻上来。弯腰拾起这些茅根扔一边，再高高扬耙子……
不要以为我们刨茅草根是卖给药铺里当药哩。我们是刨茅草根拿回去晒晒当柴烧的。
茅草根在药铺里值钱。但在乡下不值钱。就是柴禾。但比药更有用，能做熟饭，吃了不饿。

二苦夏
鸡叫三遍不久，啾啾嚓鸟就在树梢啾啾呱唧，啾啾呱唧地叫起来了。这种鸟似乎只有麦收时存在，割完麦子就听不到它的叫声了。铁车角轱辘清脆的响声随即传来。人们从睡梦中醒来。蚕老一时，麦熟一晌。开镰了。又盼又怕的三夏开始。
天离亮还远着呢。人们胳肢窝里夹把镰恨，呓呓怔怔悠悠晃晃地来到牛屋前高高的土堆旁。队长蹲在土堆上吸着旱烟袋，灰麻竿插在土堆上。烟袋锅一明一暗。明时，能瞅见队长满脸的褶子。
人来的差不多了。队长磕磕烟袋站起来分派任务。牛把式喂罢牛套车拉麦，某某人帮车，棉花技术员外甥打灯笼――照旧。不割麦。其它人到折腰地割麦。
于是，人们按照队长的分派各自行动。
那时的麦天清早还有些凉。岁数大一点的还穿着小棉袄。而年青人则是穿件外套。几十个男男女女一拉溜沿着土路向北。折腰地在村北，人们来到地头，都不慌着动镰。而是自动排好队。公认的割麦快手站在最前面。妇女们们排在男劳力后面。
我十八岁了。成了壮劳力。早上、上午和下午，出满勤一天十五分。妇女分十二分。
壮劳力了，就要和劳力们一样干活。去年还只割一耧三行。今年就要割两耧六行了。
十八岁的我只是个人秧。麻竿细腰。瘦高。一米七六，体重只有百十斤。没吃进好东西，没有油水，一顿吃几斤东西，除了屙屎占堆外。没啥营养，不长膘。
前面的劳力已割到地中间的折腰处了。后面的还没有开镰。就这样，几十个人斜斜地排成一个整齐的队形。
说实话，我割麦不中。胳膊腰都没劲。没劲就嫌镰刀钝。好在我有渊哥和老海哥两个保镖。老海哥个大胳膊长，不慌不忙地快。渊哥个低有劲，干活不惜力，快。他们一左一右将我夹在中间。不时地渊哥掏几镰，然后老海哥再掏几镰。这样我不至于掉队。
割麦怕直腰。腰一直就不想再弯。可不直腰疼。这就是矛盾。而且我还不喜欢捆麦。捆麦打腰儿子我不得门儿。渊哥海哥们左右手各抓一小绺麦，麦穗对麦穗一拧一窝即成，然后将麦搂在怀里，腰儿子掏过去。再一拧一别。妥了。而我开始总将腰儿子上的麦穗拧掉。而且，捆麦比割麦还扎手所胳膊。麦天里，胳膊让麦芒子扎得整个都是红点点，如出一胳膊的痱子，痒疼痒疼。
到地头了，歇晌了。我们兄弟几个躺在地头的沟里，抱着头睡觉。本家玉山小伯说：你们这些娃们，咋会死不拎青的，没个精神气。俺们跟你们那个岁数，哪儿不平专走哪儿呢。歇晌时去撵兔子。哪跟你们这个熊样儿。小伯说罢又长叹一口气说：话又说回来。你们现在也没吃过个啥。
老海哥说：你给地主扛长工能吃个啥。老海哥逗小伯说笑。
小伯的小眼眯着说：俺们那时候去干活，主儿家在板凳上摆一板凳馍说：谁吃完这些馍就留下。吃不完就走吧。有一年麦天，你香山四伯家里长工头回去吃晌午饭时，大师傅端上来的是大米汤馏馍，煮咸鸭蛋，拍的黄瓜，还调的凉粉，炒了个豆芽菜，外加个红烧肉。谁知道工头看见这饭菜，抓着给米汤碗摔了说：大麦天，吃这稀哩光当的东西，叫咋干活！俺们要吃捞面条。
大师傅二话没说，扭头去擀面条。半个时辰，鸡蛋哨子捞面条，外加黄瓜丝。工头吃了几大碗，打着嗝，靠着楝树眯了一会儿，呼噜炸雷样的。
谁知道啊，大师傅也是个别人。连着做了四十五天捞面条。给工头吃的见捞面就想哕。最后工头给师傅赔礼道歉，给大师傅二斤好烟叶才改饭食。哪跟这往儿，几个月不见白面星。
海哥说：你清是反革命嘛。给地主擦脂抹粉。
小伯听后吓一跳。看这娃儿，给你说个实话，你也吓唬老子。不跟你们说了。饿死你们个鳖子的。
麦是好东西。那天歇晌时，玉春大伯伸出胳膊让我们看：看我今早起喝碗好面疙瘩。瞅瞅我这血管都粗了。多显眼。
可是我知道，麦面馍对我们来说，一年只有年初一能让吃饱。这个我们在荆州不吃的东西，现在成奢侈品了。
是啊，我眯着眼想象着，晌午回家，妈妈擀好九0粉的麦面面条，我去西头井里担回来井拔凉水。将面条在凉水一冰。浇上蒜汁，最好有根黄瓜。那真是神仙日子了。
但，我知道这是幻想。

三 伤秋
腌杂秋。
麦天忙不到一个月。而秋天忙是连绵不断的要忙两月。立秋见秋，芝麻绿豆。割了黄豆，割黑豆。割了黑豆掰苞谷。掰了苞谷，砍桃粟（高粱）摘棉花、刨红薯，漓漓拉拉干不完的活。尤其是红薯熟了。刨了红薯能上红薯膘了。可真正忙的时候也到了。干完队的活。不管晌午还是晚上，大家就上地刨红薯干。
那年秋天切红薯干的时候，妈妈为了我们的前途，为了我们能返城，吃上商品粮，下湖北荆州去跑返城去了，父亲到公社宣传队唱戏。姐姐已招进汽车厂上班。家里就我领着两个弟弟。晌午，我坐在长条凳上，红薯干镲子的木板坐在屁股底下。右手拿着红薯，往红薯镲子上推去。锋利的扇刀，就将红薯切成片状，然后掉进下面的箩头里。我不停地切，弟弟们就将切好的红薯片提出去撒在地上，然后摆好，不让缧在一起。那时候，二斤红薯当一斤口粮，即当一斤红薯干。而文革前则是三斤当一斤。够不够，三百六。每个整壮劳力一年三百六十斤粮食的定量，还能分二斤油。这是全年的油。
几百斤红薯切完后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。我擀面条，大弟弟烧火。黄豆面很难擀。太筋。擀不开。要费很大劲才行。锅里丢着些指头粗的小红薯。水开了，将黄豆面面条扔进去。滚了，再将泡好的苤蓝叶干菜丢进去。放一勺盐，饭就好了。没菜，也没有放油。黄豆面有甜味。红薯娃儿也是甜的。盐也压不住。饿，没滋没味的饭一样让我们狼吞虎咽。
那晚上正睡得香，听到外面人声不断。起来看看，原来是要下雨了。人们都赶着上地去拾红薯干。
我急忙叫醒两弟弟。哥仨拿着箩头，抱着包单，上地拾半干不干的红薯干。
云厚天黑。不远处只听到人声，不见人影。凭着感觉来到自己撒红薯干的地块。兄弟三人见到白色的片片就拾。有时拾到手里觉得不对，才发现是碎碗片。雨落了，红薯干湿渌渌的。拾回家后，赶紧把红薯干散放在屋里。只等天晴后再摆出去。这时候，只有磕头祈求上天有眼，不要坑老农民。不要饿老农民。红薯干是农民的命啊。
好在，那年没有吃霉红薯干。
秋风起，天气凉。棉花摘完了，一家一户按人头分得宽窄不一的棉花地。地里的棉花杆子拔回去归自己。而且分得地里的草也归自己。那晚上月黑头，秋风吹得棉杆上的枯叶呼啦啦地响。我到地里薅花柴。这可是上好的柴禾。地磁实，薅着真费劲。捋得手疼。弯腰直起，直起弯腰。突然，眼里一疼一热。坏了，扎着眼了。棉花摘下后，花壳尖很锐利。流了很多的水，但也不十分的疼。蹲在那里一会儿后，觉得不疼了。反正天黑，也看不见。站起来了继续薅。半夜回家睡觉。第二天起来才知道眼睛肿了。到大队卫生所包扎一下，继续干活。几天后，将白色纱布取掉。再试视力时，右眼一点五，左眼零点七。半月后，左眼双眼皮变成单眼皮，一个月后，左眼窝也深了不少。
我原本就是眼睛长得有人彩。现在变成了阴阳眼。我都不知道该怪谁呢。
四 寒冬
冬天本农闲。但那年头没有闲的时候。最主要是修水利，修渠道。还有拉土。将沟里的土拉到牛屋前推起来了。供牛屋里垫牛铺用。这是一年中最主要的粪肥。
而上工之余，我们的主要事儿就是拾柴。初冬，用一米左右宽的竹耙子，耙子下面挂着用蒲草结成的耙虎。我将耙子把放在肓膀上，用一根绳两头拴在耙子上，正好放在肚子上，人拽着耙子在路旁，沟边来来回回地走动。杂草树叶等就落在耙虎上。然后打成捆扛回家烧锅。再晚，地上的草和树叶都没有了，就用扫帚扫地上的碎沫沫，然后顺风扬扬，碎土小石头垂直落下，飘到远一点就是草沫。用箩头提回去，这碎草沫，非得用风箱不可。
冬天还有一个活就是馏红薯。红薯地里犁过了。我们就用铁耙子漫无目的刨。翻三间房子能见压在地里的半个红薯，有时候能遇见一个红薯码子，顺着码子挖下去，有可能挖出一个半斤重的红薯。一个小时，我们能翻二分地的面积。有时候运气好，一天能翻半筐红薯。这也是大冬天，脱去棉袄，耙子扬得可以挂着云彩的辛苦所得。
七四年的冬天。我们家分了几百斤萝卜。萝卜存放在房东山墙外的土窖里。每天中午，我会切两三个萝卜，有五六斤重。将萝卜丝切得宽宽的。在锅里稍回炒动，然后续上水，放上盐，再抓两把大米放进去。只两把。这就是我们弟兄三人的咸干饭。那年冬天，我们哥仨将那大几百斤萝卜吃得净光。
要过年了。这是我成人后的第一个腊月。父亲在宣传队回不来，妈妈在湖北也不回来。我带着两个弟弟，蒸馍包饺子，同样也是蒸的枣包，蒸馍，还有红薯面菜包。红薯面包菜角子很难。红薯面太酥，没粘性。挖一坨发好的红薯面在左手心摊平。然后抓一把干菜粉条放到红薯面上，慢慢地将红薯面转移一半到右手上，十个指头小心翼翼地向上合拢。然后，轻轻地放在筚子上。
年三十，我们将过年的一切都准备好后，父亲才从宣传队回来。
十八岁成人礼，我没有。十八岁的照片我没有。因为我没有钱照像。而且，要相片也没用处。那时乡下人照像，多是结婚时照张结婚照，别的只有遇到什么特别的日子才会舍得照相。一家人的相片都在一个长方形的相框里存着，挂在堂屋里呢。如果哪一家日子过得好，相片就多。太多人一生照像是有数的。很多人死后连遗像都没有呢。
五 结束语
这就是我的十八岁。一九七五年正月，我离开生活了六年的老家，重返荆州。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。而十八岁那年我自认为是灰色的，是什么将一个花季的青年的日子过成了灰色？其实答案早就有了。
王佑贵有一首歌叫《我们这一辈》，据说有歌唱家出十五万，他不卖，有土豪用一豪车换，他也不换。那首哥确实不错。歌词里有“上山练过腿，下乡练过背……”可最后来一句“无怨无悔”。让人觉得说假话了。那歌声苍凉而悲怆，唱得同辈人流泪，而唱者本人也难抑悲伤。把生活 的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可以赞颂的。为什么会没有怨没有悔呢。这不是说瞎话吗？我们总是“喜欢逮不着奸臣不刹戏”。总欢喜将故事有一个光明的结尾。其实，我们这一辈，有太多无奈和怨恨。那些内容早就有人总结过了。要此不多赘述。
十八岁是一个灰色的梦。依稀而朦胧。好在有那个灰色的十八岁垫底打基础，后来的生活才觉得甜。年青时不知道“要想甜，放把盐”的内涵，现在才算是真懂得了。
十八岁。我希望我的后代们十八岁的色彩是明快艳丽的，内容是丰富多彩的。这才是真正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