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故事，一九六八年腊月的那场雪

　一九六八年腊月的那场雪
　　公元一九六九年元月是农历戊申猴年。那年腊月的那场雪真大，风真紧。
　　因父亲当了个不脱产的公社搬运站站长而被打成走资派，停止工作。靠打柴养家糊口。姐是老三届要下乡当知青。恰在当时又有“我们也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”号召。父母因干不惯水田，而决定回南阳老家。
　　腊月初，一辆架子车上装着床和柜子及日用品。父亲、姐姐、长青舅和我，拉着架子车从荆州江陵裁缝小镇一路北上。
　　翻山越岭，忍饥挨冷，一步步朝着南阳挪动着脚步。一周后的下午，阴天，风微，天将黑时，我们乘渡般过白河，进入河南南阳新野县境内。晚上在新野县城南露宿。
　　第二天大清早，天阴沉，如即后妈的脸，怕人。接着老北风一阵紧一阵儿地刮。约八点左右，天下起毛毛雨。细密如牛毛的毛毛雨借着风势，如细弹往脸上扎。细雨密密匝匝，纷纷乱乱盘盘旋旋漫天飞舞，舞够了才不甘心地落在地上。细雨落地后，并不急于渗入大地，而是勾肩搭背，相互依偎，相互重叠，即成为亮晶晶，滑溜溜的冰盖。
　　大地和裸露的万物都披上一层晶莹的铠甲。
　　风雨中，我们大小五口人拉着板车，顶风冒雨往北走。从来不知风是如此的无情，细细地雨竟然有如此的威力。
　　姐姐用围巾围着头脸，只露出眼睛鼻子，但细雨粘在姐姐漂亮的留海上，结成一挂冰瀑。冰瀑遮着眼睛，用手一拔拉，呼啦拉地如珍珠般的洒落于地，迅即与地上的铠甲浑为一体。
　　父亲、长青舅戴着帽子，眉毛却让细雨化装成两道白得透明的白眉，是小说中的白眉大侠。我拉着稍，眯着眼弓着腰，将头顶向前迎着风雨前行。大毛紧跟在板车后，用板车为他遮一点风，挡一点雨。
　　风裹着细雨，雨借助寒风，在天地间肆虐，主宰着大地长空，无物可挡。风打着呼啸，怒吼着，带着千军万马，席卷着山川江河。所到之处，无不为之退避变色，冻雨冻结了田野，青青的麦苗，被冻雨裹了一层厚厚的甲，昨晚还少女般的柔顺，今天却摇身一变，成为庄严的卫士，风中，麦苗一动也不动，板着晶莹却没有生气的面孔，失去了昔日的温柔和可爱；路两边高低不等的白杨树，迎风一面，披了盔甲，细细地树枝，蒙上了冰衣，风吹来，发出吱吱呀呀的令人心寒胆战的声音，不时听到呼啦声，这是树枝上的冰太厚，被风震掉下来了，而粗树干上的冰，却是越来越厚，树根四周堆积了厚厚的冰块，树，麦苗、大路被冰裹挟。
　　路断人稀，小鸟趴在窝里发抖，大地在冰冻中沉默。
　　宽大的路上只有我们五人顶风冒雨彳亍前行。脚下是滑的，未用力，先防摔，顶头风吹得迈不开腿。一步挪四指，四步抵一步，我们与风雨冰冻拼命。风雨打得睁不开眼睛，只好斜着眼睛看前方，其实也不用看，只管看着脚下就行了，没有车来车往，也不会有人与我们相撞。用手抹一下脸，甩下一把冰珠。曾经温柔的雨，落在衣裳上，不会掉下来，一会儿，衣服就成了冰衣，迎风的前衣襟一层冰冻，原本软软的衣，硬得发脆，走一步，卡卡响。绉折处，是折白的裂缝，手一拍，成块的冰，啪啪地落在地上。
　　新野小县城，从南到北不足二公里，我们从早上走到中午。
　　“玉玺哥，这天走不成了。看娃儿们冻成啥样子了。”长青舅在风雨中说。
　　我们早就不想走了，只是惧于父亲的威严，不敢说出来。
　　“是啊，大，我的眼就看不见前面了。雨结成冰了，走着太滑了。”姐姐也附和着。
　　“要不，算了，不走了，找个地方避避吧。”父亲同意不走了。
　　前面就是一个小土屋，有一条岔路向右转，直接到小土屋的跟前，停好车。一看，土屋里面还很干净。土屋后墙上画着毛泽东的像。原来这是农民们上工歇晌时，向毛主席表示三忠于、四无限的场所。我们把被子单子拿下来，铺在地上，脱去冰湿的外衣，大家就围着被窝坐着。房子面南，风似会拐弯，细雨仍然裹进来。父亲拿出一条床单挂在前面充当前墙。床单被风吹得如旗帜飘扬，扑到脸上的风雨少了。大家没有话说，静静地坐着，只有长青舅和父亲默默地吸烟。小屋里有这缕缕烟雾似乎热乎了好多。
　　没柴禾生火，五人就这样呆呆地坐着，听风观雨，毫无诗意，只有一股惆怅弥漫心头。不知道饿，也不知道渴，只知道冷。时间过得不知道快慢，我就这样坐着，看着眼前的太平洋床单被风吹得一鼓一鼓地，如海上航行的船帆。
　　细雨化为白雪，大片大片的雪花，从天坠落，风狂，天花乱坠。一会儿工夫，路白了，麦田白了，天下全白了。
　　也不知坐了多长时间。突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话：“咦，这里咋住的有人？”一男人的声音。
　　“拉着车子，从远处来的。这天够呛了。”又一男人的声音。接着有人撩开床单朝里面看。这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。穿着黑蓝色的棉袄，戴着能把脸罩着只露两只眼睛的帽子，着一条宽大裤裆的土布棉裤。
　　“你们是上哪儿呢？”
　　“俺们是回南阳。从湖北回来。”父亲答道。
　　“这天够呛。吃啥喝啥？”
　　“遇着这天，没门，走着说着吧。”父亲说。
　　“你们要是不嫌弃，上我家里住吧。我老光杆一个。总有个遮风挡雨处，能烧口热水喝。”
　　“遇上好人了。”长青舅笑着说: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　　我们把被子包好放到板车了，拉到那个男人家门前。男人住在村最西边。
　　在四面不透风的房子里真好。暖和。而且有一丝丝外面闻不到的味道，或许就是所谓的家的味道吧。那男人姓钱。这个村里人绝大多数姓钱。男人慌着要给我们做饭。一看红薯不多了。对父亲说：“你们在家等一会儿，我去红薯窖里拾些红薯。”
　　“么子叫红薯窖？”大毛用荆州话问。
　　“这个娃儿不知道啥叫红薯窖？就是冬天放红薯的地方，在地上挖一个地洞。”那个我们叫他钱伯的男人解释道。
　　“我跟你一起去。看看红薯窖是么样子。”大毛大声说。
　　“我也去。”我跟着起哄。
　　“就得你们跟着去。我自已去还真不中。得有个下到红薯窖里拾红薯。”钱伯笑着说。
　　钱伯拿一个大筐一个小筐。小筐的筐系上拴根绳子。
　　刚刚还觉得风大雪大。这一会儿因为好奇，风雪已不算什么了。
　　离家门口约有一百米，平地上突起一个土堆，钱伯搬开一块圆石头板，露出一个圆圆的洞口。我们朝下看，里面放满了红薯。
　　“你们谁下去拾红薯？”钱伯问我们。
　　“我下去，我下去。”大毛抢先回答。
　　“中，你下。”钱伯用绳拴着大毛的腋下，慢慢地将他放下去。然后把小筐放下去。大毛在下面说：“狗日的，这里面好热呼啊。”说得我心里痒痒的。
　　大毛在窖里把红薯拾到小筐里，钱伯拉上来，倒进大筐里，再放下去。如此几下，大筐即满了。最后用绳把大毛拉上来。
　　中午，平生第一次喝了红薯苞谷糁。红薯很甜，但玉米糁并不好喝。
　　在钱伯家里住了三天。
　　第四天早上，我们离开那三间外面高里面低的温暖的房子。
　　雪停了。厚厚的雪将麦苗全部覆盖。放眼望去，白皑皑的一片，无边无际。出村的路上有深深浅浅的脚印。我们和钱伯告别，拉上板车往村外走。车轱辘碾过雪地，发出轻轻的嚓嚓断裂声。早上，雪冻上一层冰盖。公路上雪被汽车碾压出两道黑黑的车辙，车辙两边的雪冻成一道道坚硬的小山峰。脚踩在峰上，尖尖的峰头啪地折断。板车在公路上蹦蹦跳跳地行走。
　　那一天有太阳。一直走到太阳快落山了。突然发现板车上的被子少了一床。一床被子不是小事。父亲决定拐回去寻找。我们在路上等父亲。一个小时后，父亲空手回来了。
　　见不到人的路上，竟然还是有人把被子拾走了。
　　中午没吃饭。
　　前面有个村庄。问了问是瓦店。瓦店离家还有六十里。父亲和长青舅商量说：“长青，不中了，你领着文俊和大毛，这会儿抄近路回家。明天叫长山他们来接接。这路太难走了。我和文培就在这个村里住一夜等你们。”
　　“咋不中。”长青舅答应下来。
　　长青舅带着我和大毛穿村子，走向茫茫雪原。农村的路没有标记，更没有什么曲直，长青舅凭着对方向的认知朝前走。我们从路上走过，我们从沟里爬上来，我们从麦地里走过，我们从村子里走过，一直是走不完的雪，摔倒爬起来继续走，鞋子被雪裹冻得硬梆梆的。那年我不足十三岁，大毛十一、二岁。我们三个人就这样不作声地向前走。两条腿已没有知觉，脚也麻木了。机械地迈动着。太阳落了，地上却是明亮的。那是雪的功劳。也不知是几点了。在穿过一个村子时，一条黑狗窜出来大叫。长青舅对我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家。还有六里地到我家里。有盼头了。”后来知道那是老海哥家喂的一条黑狗，很是凶猛，方圆几里咬架没敌手。
　　当敲响十外婆的家门，十外婆开门后惊奇地说：“你们咋这时候才到家啊。快升火烤火。我去给你们做饭。”
　　长青舅从外面抱一小捆芝麻杆，在堂屋里点燃。我脱不下鞋了，弯不下腰。长青舅帮我脱掉鞋，我把脚伸到火边，一股带着浓浓脚臭味的白色气体蒸腾而起。袜子湿透了。
　　十外婆做好面条，给我端了一碗。吃完后，我想站起来把碗放在桌子上，站了几次才站起来了。我仄歪着想出去解小手，但那矮矮的门槛挡着去路，我的脚无论如何抬不过门槛的高度。长青舅把我抱过门槛说：“就站在门口尿吧。我烧点水泡泡脚赶紧睡觉。”
　　……
　　第二天在十外婆那里休息了一天。第三天腊月十五，长青舅带着我回家与父亲和姐姐聚齐。
　　大我一岁的渊哥，领着我到东大坑玩。东大坑的冰面上，几十个小伙伴们在上面疯玩。他们把生产队的牛拖车推到冰面上，拖车变成了雪撬，上面坐满了小伙伴们。后在有人推着，拖车在冰面滑行，冰面上充满了纯真的笑声。
　　到家了。家乡用冰雪和笑声迎接我的归来。